2026年4月7日，《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》（国务院令第834号）正式发布。这是我国首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领域的行政法规，标志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正式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，构建起跨部门、跨行业、跨区域协同的供应链安全工作机制，填补了我国供应链安全顶层制度空白。

为什么对供应链安全进行立法

在全球化格局深度重构的今天，出台专门法规有着极强现实必要性。当前，大国博弈加剧，美西方国家推行制度性对华脱钩断链，通过关税壁垒、实体清单、技术封锁、友岸供应链外包等手段，在关键资源、核心技术、海外市场等多维度对我国产业实施遏制打压，供应链被武器化的风险持续上升。

与此同时，部分后发国家法治体系不完善，政策随意变动，出现肆意侵占中国企业海外资产的现象，我国企业海外投资、原料采购、产能布局都面临不可预测的非商业风险。过去供应链风险防范主要依靠企业自身应对，但面对外部系统性打压，企业个体力量难以抵御冲击。

橡胶轮胎这类高度依赖海外上下游资源的产业，更是直接暴露在全球地缘风险之下。将分散的企业安全诉求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国家安全治理，依靠法规建立风险监测预警、储备应急、对外反制的制度工具，能够为国内各行业构建制度防护屏障，维护产业发展与国家经济安全。

为什么中国供应链不安全

自“二战”以来，美国构建了以“三梁五柱”为结构的全球供应链底座，以此牢牢占据全球供应链的制高点，形成体系化的供应链控制力。

横向的“三梁”包括价值创造体系、文化软驱体系、安全保障体系。价值创造层面掌控研发设计、品牌标准等高附加值环节，主导全球产业利益分配；文化软驱体系借助教育、媒体、学术输出，塑造全球商业话语权；安全保障体系依托军事同盟、金融制裁，为其主导的供应链秩序兜底。

纵向“五柱”包含商流链、物流链、资金链、信息链、人才链，掌控全球贸易规则、关键航运通道、美元结算体系、数据基础设施，同时持续虹吸全球高端人才，构建完整竞争壁垒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我国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分工体系，多数产业相当于在美国搭建好的这套全球供应链底座之上“盖房子”。我国依靠劳动力、土地优势，大力发展加工制造，实现产业规模快速扩张，但不少产业没有建立起完整且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。大量上游关键资源、底层技术、国际流通渠道受制于人。我国长于制造加工，却在原料供给、标准制定、跨境物流、国际金融对冲等环节存在短板。

这种跟从式供应链发展模式在和平发展时期可以快速做大产业，但是当外部环境发生改变时，就会暴露出明显的脆弱性。一旦遭遇外部制裁、贸易限制、资源封锁，供应链极易出现扰动。

我国作为全球最大橡胶轮胎生产国，核心原料天然橡胶高度依赖海外进口，同时产品出口占比较高，也存在这种结构性问题带来的供应链安全风险。

谁在给全球供应链定法规

现阶段的全球供应链规则很大程度上由美国主导塑造，其供应链安全战略具备极强的跨党派延续性，已经成为美国长期国家战略。早在2012年奥巴马政府时期，美国就发布《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》，首次将供应链安全提升为国家级战略，梳理本国关键基础设施与供应链薄弱环节。拜登政府上台后，设立白宫供应链韧性委员会，针对半导体、关键矿物、动力电池等重点产业开展供应链审查，推动供应链安全从战略文件落地为制度化执行。

为实现遏制中国的目标，美国着力打造排他性的“小院高墙”。2023年推出印太供应链协议，该协议作为印太经济框架的核心板块，刻意把中国排除在外，拉拢印太地区部分国家重构区域供应链体系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向友岸国家转移，试图绕开中国打造独立循环的供应链网络。这套规则并非以全球自由贸易、互利共赢为出发点，而是服务于地缘竞争目标，将供应链作为博弈工具。

美国凭借同盟体系、经济实力，向外输出自身标准，不断推动供应链阵营化、区域割裂化，扰乱原有的亚太产业分工格局。这套由美国主导的规则体系，给我国橡胶轮胎等实体产业的原料进口、产品出口、海外布局带来多重外部压力，迫使我国必须加快建设自主安全的供应链体系。

现代供应链发展的四大支柱

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，中国供应链发展先后经历效率优先、质量优先、成本优先，进入如今安全优先的新阶段，效率、质量、成本、安全四大供应链支柱依次迭代升级，折射出我国产业发展逻辑和供应链发展的时代变迁。

1978―2001年，是我国供应链效率优先阶段，国内处于短缺经济，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成为时代口号。我国通过设立经济特区、吸引外资，承接全球产业转移，追求产能扩张与周转速度，完成供应链能力的原始积累。

2001―2011年，我国供应链进入质量优先阶段，加入WTO之后全面对接国际市场，效率依旧重要，但质量成为市场准入的核心门槛。ISO认证、六西格玛等质量管理体系大规模普及，中国制造走向全球，但整体处于全球供应链下游，以OEM、ODM代工为主，品牌溢价不足。

2012―2025年，我国供应链进入成本优先阶段，产业迈向价值链中上游，在兼顾效率、质量基础上，依托产业集群、规模效应、数字化管理，打造极致成本优势。但伴随产业升级，外部遏制同步加剧，关税壁垒、技术封锁、友岸外包接踵而至，产业进入全球淘汰赛。

2026年，随着首部供应链安全行政法规的出台，我国迈入安全优先新阶段。大国博弈背景下供应链已经演变为战略武器，芯片断供、金融制裁、关键矿产管控不断上演。我国产业核心任务，就是构建自主可控产业生态，兼顾发展与安全，实现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布局的战略转型。

维护供应链安全需要组织协同

我国产业链竞争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，传统依靠廉价劳动力、土地红利、政策补贴的要素竞争逐步走到瓶颈。单纯比拼劳动力成本、单个企业产能规模的时代已经过去，全球供应链竞争升维为组织竞争、生态竞争。只靠企业单打独斗，很难应对复杂的全球地缘风险，必须依靠产业组织模式革新，打造体系化竞争能力。

日本财团“四位一体”协同生态为我国提供了重要参考，以主办银行提供金融支持、综合商社作为全球供应链组织者、制造企业深耕实体研发、物流企业保障全球流转，四大主体深度绑定，实现“产商融物”一体化，形成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的产业共同体。

立足国内现实，我国橡胶轮胎等产业要构建“工贸物融”协同的供应链共同体。“工”即工业制造企业，聚焦技术攻关、产品研发、产能建设，夯实实体根基；“贸”即贸易主体，承担全球资源采购、渠道拓展、价格风险对冲；“物”即现代物流体系，打通跨境仓储运输，保障原料与成品全球流转；“融”即金融机构，提供长期低成本信贷、汇率避险、海外投资风险保障。

总之，供应链安全必须以行业制造领军企业作为龙头，联合上下游企业、贸易商、物流企业、金融机构组建产业联盟，把分散的市场主体整合起来，改变企业各自为战的局面，提升整个产业链的资源整合能力与风险抵御韧性，以此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。

中国橡胶工业供应链安全如何维护

橡胶轮胎产业是我国制造业重要板块，我国是全球最大轮胎生产国与出口国，拥有完备的轮胎加工制造产业链，中策、赛轮、玲珑等一批本土龙头企业已经实现规模化出海。但上游天然橡胶供应链短板突出，同时产品出口占比高，供应链安全隐患亟待化解。

我国天然橡胶对外依存度突破80%，2025年天然橡胶进口量达463万吨，国产橡胶仅能满足少量生产需求。进口来源高度集中于泰国、越南、印尼、马来西亚。东南亚占据全球90%以上天然橡胶产量。一旦出现地缘冲突、极端气象灾害、出口国政策调整，就会带来橡胶价格剧烈波动，甚至出现供应扰动，直接冲击国内轮胎企业生产经营。

日本普利司通的发展路径为国内企业提供了重要借鉴。普利司通依托三井等财团完整生态实现“工贸物融”协同发展，三井物产搭建全球天然橡胶贸易采购网络，金融板块提供低成本资金和汇率风险对冲，配套全球化物流体系保障物资流转，叠加家族治理带来的长期稳定战略投入，打造了从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供应链体系，并非单纯聚焦轮胎制造环节。

对我国橡胶轮胎行业来说，要维护持久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，需要从如下方面开展工作：

一是核心企业要跳出只是制造产品的思维，推动从单一生产制造向工贸物融协同生态转型。行业龙头牵头组建产业联盟，联合贸易、物流、金融机构，共同布局海外橡胶种植、加工基地，推动采购来源多元化，降低原材料供应风险。

二是加大合成橡胶、新型替代材料技术研发，以技术创新缓解天然橡胶资源约束，完善国家与企业层面的战略储备机制。

三是培育具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本土橡胶贸易平台，发挥其跨国供应链组织优势。

四是企业海外建厂不能只输出产能，需要同步配套贸易渠道、海外仓储物流、金融风险对冲工具，构建上下游协同、国内国外循环互济的韧性供应链，化解“卡脖子”风险，推动我国橡胶轮胎产业实现安全与高质量协同发展。